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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忠: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即将开始?
来源:环球外汇网 时间:2008-6-16



  记者:你刚才说的热钱危机,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表明,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,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迅速上升。2005年到2007年三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超过8000亿美元,占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一半以上。这么巨大的热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,中国还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应对潜在的热钱危机? 

  谢国忠:热钱倒流是会瞬间发生的。中国现在的预期主要是对升值的预期,中国的热钱跟华人的关系非常深。中国不像越南,主要是基金管理公司在外面卖越南基金来的钱,这么小的地方,一下子出现几十家基金。中国在QD(合格境内投资人)方面,政府控制的钱是有限的。中国进来的热钱主要是和华人有关,比如说深圳这么大的一个现金市场,中国一半的现金在那边。香港人、台湾人、全球华人的资金,比如在香港,至少我认识的人,都有现金在内地的,都是人民币。这个钱是巨大的。 

  我们可以看到,人民币远期在NDF(无本金不可交割远期)上的价格还有升值的预期。升值的预期现已回落了很多,上个月最高是6.2,后来回落到6.6,这两天我没看。中国现在的现货价格是6.9多,等到远期价格和现货价格一样的时候,就是一个转折点了。那时热钱回流的可能性就很大。 

  记者:像您刚才说的通胀,中国也和越南在通胀上面临着相似的问题。面对全球性通胀继续上升的趋势,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尚未成功、仍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来说,会不会存在着更大的困难?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处理好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等关联难题? 

  谢国忠:通胀一方面是因为过去钱放得太多,全世界都有通胀,另一方面说明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有问题了。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,它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源与中国的现状已不吻合了,继续推动这个模式会非常容易通胀的。中国过去的模式要调整了,调整是什么意思呢?有通胀就要加息,加息后一些公司的成本上升,继而退出市场;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就扩大了,这是市场经济自己调整的一种机制。 

  在上世纪70年代,日本遇到这种情况时,就成功地做了调整。中国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历史性,但目前国内对调整依然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,总是光看着GDP速度的增加,想维持它的增加。我认为,现在高通胀高增加的状况已不能维持下去了。 

  现在宏观政策主要是低利息和能源价格控制、补贴低效益的公司,对于已经不能撑下去的公司,依然通过补贴让它强行生存下去。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暂时的问题,拖是没有用的。当然调整后经济增长会放慢,也会带来一些失业,但这是一个经济转型的过程,需要把空间让出来给效益比较高的公司发展。然后整个经济的效益上升,进入下一轮比较高的增长阶段。 

  越南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,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的时候,很多出口商要寻找另外的机会。而越南答应过很多出口商,它不会升值。于是,广东东莞不少制衣、制鞋、制家具的企业就搬到越南去了。在热钱进来的时候,越南没有其他的手段,又不可以升值,所以带来了货币的大幅度上升。越南不敢放弃对出口商“货币不升值”的承诺,怕有严重的后果,种子因此埋下:一方面要向出口商承诺货币不升值来吸引他们,一方面又没有其它办法来把货币的供应量压住。在发展中国家,有很多其他的措施可以做,特别是对房地产和股市,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去压制投机,这样也可以减少热钱的流入,因为热钱的流入缘于看到资产价格大幅度的上升。政府里面很多人,特别是官员,在炒楼、炒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,所以身在其中,并不是自己完全能控制自己的。 

  记者:另外我们也看到,在中国和越南的转轨过程中,两国的银行都担负了很多财政任务,这里面有一定的亏损和坏账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越南,银行对于风险的抵抗能力都是很有待于提高的。 

  谢国忠:中国的银行业还是好不少的。第一点,中国从2004年到现在,对银行的信贷管得比较严,主要体现在贷存比比较低,越南是很高的。第二点,中国的银监会在拨备上这几年都是逼得比较紧的,对下一轮的坏账已经存了不少钱了,对应住了。 

  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房地产和股市早就不让借钱了,房地产压得比较严,开发商都借不到钱,说明管理还是有效果的。这次我们的银行不会面临1998年一样40%的坏账,但是我觉得10%以上是有可能的。 

  记者:中国的银行业在健全现代银行制度的道路上,你觉得还有哪些关口要过? 

  谢国忠:中国的国有银行还是一个国家机关,还不是完全商业化的。中国的股份制银行里也有不健全的地方,它没有一个很大的控股,股东结构比较分散。管理层特别热衷于盈利的增长,盈利增长了就好发奖金。盈利的增长现在都靠贷款增加,最终如果变成坏账,以后会有什么事?这是以后的事,而盈利是今天的,这就是激励机制里的一个毛病。当然不光是中国,华尔街也有同样的情况。 

  记者:中国的市场化已经快30年了,利率和汇率等要素是不是也到了该考虑市场化的时候? 

  谢国忠:中国现在在银行这一块管得严一点是应该的,因为银行的存款是国家担保的,政府在这方面确实需要做很多事情。银行不是那么灵活,带来的损失也不是那么大。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,银行所做的,比如借钱造工厂、造桥、造房子,都不是那么复杂。不像在一个成熟的体系里,银行业就变得很复杂。 

  中国金融上最大的失败就是股市没弄好。股市是风险资本一个很重要的来源,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,股市应该起很大的作用。中国股市的出生就不太好,最初是为了帮国企解决困难的,所以不可能是个真正赚钱的地方,变成股民相互博弈,赌谁的运气好。 

  记者:就目前来说,主要是政府、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捆绑关系,使得金融领域的一些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。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巨大危机,理顺当前的金融监管权力结构是否显得尤其必要? 

  谢国忠:但是怎么样冲破这种利益捆绑关系?第一个能够冲破的地方就是股市,有些有竞争力的公司至少还有股市可以做好,我就去投资,我去融了钱之后公司做好了,市场相信我,进入良性循环。现在谈到股市,就是给谁给了多少钱,不谈那个拿了钱的人给股民赚了多少钱。这样的股市是不能健康发展的。股市发展很简单,政府不要干预,让它自己去折腾,自然会折腾出好东西来。虽然说股市制度严密一点,老百姓不容易有损失,但至少自由市场是会带来好处的。 

  记者:但是自由市场的前提是信息公开。 

  谢国忠:是啊,只要有自由进出的机制,骗子公司骗了一回骗不了第二回。因为中国有政府干预机制,挂牌是一个短期产品,所以骗子公司就可以不断地在股市里面混,骗了之后换一个牌照样再来,所以它没有机会自己长大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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