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PE基金服务，是艾金·岗波律师事务所的重要业务，其客户覆盖了美国最顶尖的多家PE基金公司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中国市场上，最近出现了一些与企业家诚信有关的报道。很多人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您对此怎么看？

　　张莹：PE投资低流动性、高风险、高回报的特性决定了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。况且涉及到对人的评判，不可能永远都判断正确。这和在市场里面交易证券完全不一样。

　　在美国对冲基金的欺诈也常会发生。当基金管理人面临压力、或者面临投资人要撤资时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比如当他们的收益大幅下降时，就可能掩盖收益大幅下降的事实，也可能违背预先制定的投资限制，试图挽回收益下降的趋势。PE因为不在二级市场投资，大家见到的披露比较少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尽管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，但很多人认为里面也有“中国特色”，比如很多人认为在西方很多看起来“很完美”的投资协议，在国内根本不起作用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？

　　张莹：相对于中国的家长制作风，西方更尊重机构整体的利益，同时也尊重法律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这是否意味着适合西方国情的法律条款，在移植到中国来时必须要做一些改变？

　　张莹：国外基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期望很高，但如果不能按其在西方的操作方式，有效性又会降低。移植过程中，保护措施方面的东西肯定会有一些变化，因为PE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生意。比如尽职调查，国外基金投资时，提交给决策委员会的尽职调查报告是非常详尽的，咨询公司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特定的信用调查公司都要出具报告，还要做数据模型。但是国内某些GP可能更多靠经验，有些粗线条。

　　但具体到国内的情况，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西方的方式就是成熟，我们的方式就不成熟。事实情况是中国机会很多，虽然对合同的尊重程度不是很高，但如果投资人不做就会错过很多机会。而且对国内的基金来说，做这些详尽的尽职调查费用很高，LP很可能不会买你的账。投资的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创造一个更高的回报。

　　问题就是如何去平衡这个回报，粗线条做法也可能产生高回报。国外之所以要做这么详尽的报告，主要原因之一是机构需要符合法律规范以及受托义务的要求，不这样做就可能要承担责任。国内与受托业务相关的规范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从投资的角度看，大家都是追求高回报，而从法律角度看，则要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。既然国内这类游戏规则，尚未健全，相关的操作也就存在不规范的地方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对于PE基金而言，在像中国这样的高风险市场情况下投资，又该用怎样的方式追求低风险？

　　张莹：这就要求把尽职调查做的非常仔细。这只能在一开始进行保护，而之后的持续保护则需要合约的保护。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发生侵害，可以要求对方回购股份，但这个问题的难题是如何估价。

　　公司内部有一个系统性的操作办法，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分门别类地指出对策，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知会投资人，什么样的情况投资人有否决权，但这个系统也是用于尽量降低风险。如果项目方存心欺诈，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完全防范。可以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在当初的投资契约里规定，如果证明对方欺诈，投资方有什么办法退出。还包括健全赔偿的相关规定，或者对公司高管的欺诈行为进行保险，但现在的保险制度还很难覆盖这块风险。